少年飙车杀人，自然是‘子不子’了。但问题却不在少年，而在于‘父不父’—父母不像个父母样。因为飙用的车辆价款的来源，不外父母所给，或儿女逼要，或出于偷抢或勒索，该都是父母未能善尽管教的责任在前。
雏妓问题，好像也不在于‘子不子’（女不女）。但同样的，问题焦点不在雏妓，而在于‘父不父’。崇拜金钱的价值观的形成，出于社会无数的‘父不父’，也必然出于雏妓父母的‘父不父’—她们接受和传承了这种拜金的价值观。
十八岁少年开豪华轿车，杀害尊亲且毫无悔意。我们总不能认为那是出于他‘少有大志，立志杀人。’我们总可以评判：是出于他自己的父母，和社会无数父母们的‘父不父’，才导致而成的恶果。
弑父杀母，早已司空见惯。奸及亲女，甚或致死，强暴生母，若无其事。这些令人发指的罪恶，岂是一天造成？如果法律也只能以‘杀人’或‘强暴’论罪，则法官们也得连带负责，负‘父不父’和‘子不子’之责了！
王建瑄先生承认社会已乱，主张重刑（鞭刑）伺候，笔者深有同感。严重的‘父不父’或‘子不子’之人，除了应得的刑期，得再酌量加罚十鞭到五十鞭。极端的犯行，应处极刑。
—鞭刑惩贪罚劣，最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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