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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罚不平,逸乐过节

shoukangbaojian2023-09-11193

赏罚不平,逸乐过节(奖赏与惩罚不公平,安逸享乐没有节制)

失轻失重,略错一分,便是不平。公道不存,人心弗服,非特无以旌功惩罪,且反足积怨招祸矣。

奖赏和惩罚太轻或太重,只要稍错一分便是不公平。公道既不存在,人心就会不服,不但无法表扬功劳惩罚罪恶,反而公积聚怨恨招致祸害。

蜀汉诸葛孔明曰:“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陈寿赞之曰:“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词巧饰者,虽轻必戮。故当时诸将用命,虽魏延反侧之徒,帖然无有异议。李平、廖立,废徙终身,而无怨言。”司赏罚者,其鉴于斯。

蜀汉的诸葛孔明(其介绍见“忠孝”一章)说:“我的心就像秤一样,不能为人任意减轻或加重。”晋朝的陈寿评论他说:“凡是尽忠职守有益时政的人,即使与他有仇,也要给予其奖赏;对于那些违法乱纪、玩忽职守的人,即使是亲戚,也一定要对其进行惩罚;对于认罪、肯真心悔改的人,即使犯重罪,也一定对其进行赦免;对于虚言遮罪的人,即使只是犯轻罪,也必定对其重罚。所以当时诸将都能遵守军命,即使像魏延这种叛逆的人,也能让他甘心顺服,没有不同意见。又像李平、廖立两人,被孔明终身废除职位流贬边远地方,也都毫无怨言。”掌理赏罚的人,应以孔明为榜样。

逸乐者,人之所同欲也。《礼》曰:“乐不可极,欲不可纵。”《国语》谓:“民劳则思善,逸则思淫。”是不欲人逸也。孟子谓:“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不欲人乐也,况过节乎?然世界逸乐之根,其大者无过酒色财气。今人嗜酒,则不顾身;好色则不顾病;贪财则不顾亲;使气则不顾命。当其未值之先,俱能自解,亦能劝人;及至境遇当前,便昏然身自犯之。只是看得破,忍不过耳!苟能体认“逸乐过节”四字,则习情能改,熟境当忘,造到“欲寡心清”,便可“顶天立地”。

逸乐,是人人都想要追求的。可《礼记》上说:“享乐不可没有限度,欲望不可任意放纵。”《国语》上说:“人民经常劳动,就会心存善念,若是过于安逸,就会常思淫欲。”这是劝人不要过于安逸。孟子也说:“因为忧患才生存发展,因为享乐才走向衰亡。”这是劝人不可享乐,何况是没有节制呢?世上逸乐的根本,最大的无过于“酒、色、财、气”。现在的人喜欢喝酒,往往不顾身体的健康;喜好淫色,往往不顾得病的危险;为了贪财,往往不顾亲情;一生气,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不管了。没碰到事情之前,人们都能了解这些道理,也能劝诫他人;等到身临其境时,便头脑糊涂,进而去做这些危险的事。只看得清楚,却抵挡不住诱惑,忍不住罢了!若真能体悟“逸乐过节”四字,那么习气就能改除,熟悉的欲境必能忘掉。若能做到“清心寡欲”,便可达到“顶天立地”的境界。

志公和尚,与梁武帝论及乐事,请帝出死囚数人为验。既而命囚,各持满水,周行堂下。戒曰:“杯水不溢,当贷汝死。”既命,作乐以动其心。良久视之,无一滴溢者。帝乃叹曰:“汝闻乐乎?”曰:“不闻。”师曰:“彼正畏死,惟恐水溢,安得闻乐?”

人能如此恒怀畏惧,则逸乐之心,自然不生矣。

志公和尚,有一次与梁武帝(其介绍见“讪谤圣贤”一章)谈论音乐时,请武帝放出几位死囚来做试验。梁武帝于是命令每位死囚装满一杯水,在大堂里绕行一周,并告诫他们说:“谁能让手上那杯水一滴都不漏出来,朕就免他一死。”梁武帝随即又命人演奏音乐以扰乱他们的心神。过了好久,看看他们,竟没有一人杯中的水滴下来。武帝惊叹地说:“你们听到音乐了吗?”死囚们都回答说:“没听到。”志公和尚说:“他们怕丢掉性命,惟恐杯中的水漏出来,怎么会听到音乐呢?”

人若能像死囚这样,一直保有畏惧之心,那么逸乐之心自然就不会生起了。

于铁樵曰:“运甓之精勤,冰渊之兢业,豪杰圣贤莫不皆然。我何人斯?而敢宴然侈然?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惟无志于自强,故苟无迫切关身之事,便思自在度日;若有志自强,则吾身所当为之事,无穷无尽,真有惟日不足者,不暇乐,亦不敢逸也。”

于铁樵先生说:“搬运砖块的精进勤劳,临渊履薄的兢兢业业,古来圣贤豪杰无不如此。我是什么人呢?竟敢安然享乐、骄纵狂妄?《易经》说:‘天地运行永远都那么刚强劲健,君子应当学习其自强不息的精神。’人因没有抱负促使其奋发图强,所以若无急迫的事情,就只想着悠闲自在地生活;如果有志要自强,那应做的事就会无穷无尽,觉得时间不够用,哪有闲暇去玩乐,因此也就不敢放逸了。”

宋范文正公曰:“吾每夜就寝,必计一日饮食奉养之费及昼所为之事,若相称,则鼾睡熟寐,无复愧耻。苟或不然,终夜不能安枕。”

宋朝范仲淹(谥文正)说:“我每晚就寝前,一定计算一天饮食奉养的花费及白天所做的事情,若我所花费与我所做的事相称,就酣睡无虑,不会感到惭愧和羞耻,如果不是这样,就整晚不能安睡。”

宋司马温公言:“先公为郡判时,客至置酒,或三行五行,不过七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栗、枣、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竹木。当时士夫皆然,人不相非也。

宋朝司马光(封温国公)说:“先父当郡府判官时,客人来家吃饭喝酒,奉酒三五次,最多不超过七次。酒是在市上买的,水果只限于梨子、栗子、枣子、柿子,菜肴只限于肉干、肉酱、菜羹。器具则用瓷器或上漆的竹木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都是如此,所以人们也就不会互相批评。”

宋仇泰然,守四明,与一属官相得。一日问及日用之数,对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许多?”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惊曰:“某为太守,居恒吃菜,公乃日日食肉,定非廉士。”遂疏之。

宋朝的仇泰然,在浙江四明做太守时和一位部属相处很好。有一天,他问对方日常生活费用的数目,部属回答说他一家十口的费用每天要一千钱。仇泰然说:“为何会花费那么多?”回答说:“早餐吃些肉,晚餐吃菜羹。”仇泰然惊讶地说:“我当太守,平时大多吃蔬菜,你却每天都吃肉,一定不是廉洁的人。”于是慢慢疏远他。

元有太学二生,生同年月日时,同中乡试,同日选官,一授鄂州教授,一授黄州教授。未几黄州者死,鄂州者大惧,处分后事,数日不死。乃备礼往吊,哭曰:“我与公生年月日时同,出处又同。今公先我而逝,我即死,已后公七日矣。若有灵,宜托梦告我。”夜梦黄州者告之曰:“公凡事省俭,故寿;我享用过节,故促也。”

元朝时,有两位太学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的,他们同一年考中乡试,同一天被派任官职,一位被派到鄂州(今湖北省东南部,古武昌)当教授,另一位被派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当教授。没过多久,黄州教授死了,鄂州教授非常害怕,就把后事料理好,可过了几天竟然没死。于是他准备祭礼,前往黄州祭吊,在黄州教授灵前哭着说:“我和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出身也都相同。如今你已先我去世,即使我现在死了,也已经晚你七天了。倘若你有灵,就托梦给我。”当晚他就梦见黄州教授告诉他说:“你凡事都知节俭,所以能够长寿;而我却享受过度,所以才会短命。”

梁富人虞氏,临大道起高楼,日夕与美人歌宴博弈于其上。博者胜,掩口而笑,适有三客过楼下,鸢衔腐鼠堕客,客举头正值其笑,大怒曰:“虞氏富乐久矣,我不侵犯,何为辱我?”乃聚众灭其家。

顾锡畴曰:“纵高楼不临大道,亦有奇祸。所谓骄奢之灾,祸非一致也;然骄奢之祸,惟女色最烈而至速。尤当首戒。”

务实野夫有云:“皮包骨肉并污秽,强作妖娆诳惑人。千古英雄多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尘。”人能知得其理,并于“见他色美,起心私之”及“淫欲过度”之注,而敬守其法戒焉,则色色空空,庶不为逸乐所祸哉。

梁朝时有位虞姓富人,临大道建起一座高楼,早晚都和美女在楼上歌唱欢宴赌博。有一次,他赌赢了就以手掩口而笑,刚巧有三个客人路过楼下,这时一只老鹰衔着的腐鼠飞过,腐鼠掉落到客人身上,客人抬头观望(查看腐鼠从哪里来——译者注),正好看到他在笑(疑为他投——译者注),大怒说:“虞氏富有欢乐太久了,我并不想侵犯你,为何你却侮辱我?”于是就聚集众人将他家的人全部杀死。

明朝顾锡畴先生说:“高楼纵然不是临大道而建,也会有奇祸临身。骄奢淫逸带来的灾祸不一定相同,然而其祸害惟以女色最严厉而且来得最快,尤其应当首先戒除。”

务实野夫说:“美女的皮下含藏着骨肉和屎尿污秽,却勉强装出美丽娇媚的样子来欺骗迷惑世人。千古以来多少英雄为美色犯罪甚至死亡,死后都被埋到土坑中变成灰尘。”人若能懂得这个道理,并对“见他色美,起心私之”及“淫欲过度”能够深入了解且谨遵教诫,就能看透美色,这样才不会因沉迷逸乐而招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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