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轻视人民，扰乱国政）
帝天之命，主于民心，凡此苍生，皆上帝之赤子，故曰天民。天之爱民至矣，其立君立相，立百有司，无非为此民也。其生豪杰，生圣贤，成仙佛，成神明，亦无非为此民也。其布五行，长万物，奠山川，定劫运，开治乱，审报应，亦无非为此民也。故周礼献民数于王，王必拜而受之。仲尼式负版者。然则天民固可轻蔑乎？
上天的命令，以民心为主，凡是天下苍生，都是上帝子民，所以叫作“天民”。上天非常爱护人民，在国家中树立君王将相，设立各种官员职司，无非都是为百姓设想。上天生豪杰之士，生圣贤之材，成仙佛，成神明，也无非都是为了人民。上天以五行作为世间最基本的物质（相生相克——译者注），让万物生长，奠定山川，定下吉凶劫数和命运，开启治乱之世（依照因果，善恶有报，故有治乱之世——译者注），审核福祸报应，也无非都是为了人民。所以《周礼·春官·天府》篇中记载，主管户籍的官员将人口数字呈献国王时，国王必须先跪拜才能接受。孔子遇见背着国家图籍的人，便伏在车前横木上致意。由此可见，百姓怎可随便被轻视呢？
译者补充：
“仲尼式负版者”
式：同轼，古代车辆前部的横木。这里作动词用。乘车者伏在横木上，俯身扶轼向遇见的人致意，以示尊敬或者同情。负版者：背负国家图籍的人。当时无纸，用木板来书写，故称“版”。
“仲尼式负版者”的意思是：孔子遇见背着国家图籍的人，便伏在车前横木上致意。
此语出自《论语·乡党》：“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
译文：看见穿丧服的人，即使平常关系很亲密，脸色也一定会变得严肃和沉重。看见长官和盲人，即使是经常见到，也一定要有礼貌。在乘车时遇见穿丧服的人，便伏在车前横木上致意。遇见背着国家图籍的人，也这样做。作客时，如果有丰盛的筵席，就改变神色，起身致谢。遇见迅雷大风，神色也一定会改变。
帝尧曰：“吾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阽危，忧群生之不遂。仁行而义立；德溥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唐太宗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民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民归之如父母，而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观此则古今圣王，尚且不忍轻蔑天民若此，况代人君理民者，乃不体此意乎？
尧帝说：“我心中所想的是天下安危，对贫穷百姓更是关心。百姓遇到危险时我会感到心痛，忧虑百姓不能事事顺利。能行仁德则道义自然兴起，推广道德则必然教化深广。所以不用奖赏百姓就都能接受劝化，不用惩罚就能天下大治。”唐太宗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道德是做人的基础。德行若能宽厚，人民就会感怀；人民生活安定，国家就能巩固。所以身为君王，若有仁厚道德，那么百姓归顺他就像依从父母一样，如此一来，得到土地和财货，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由此可见，从古至今的圣王，尚且都不忍心轻视百姓，那么代理君王治理人民的地方官吏，岂能不体会这个道理！
宋郑清臣，性刻削，为槐里令，虐民。及去任，民遮道唾骂。清臣以部民侮官长奏闻。真宗曰：“为政在得民心，民心如是，尔政可知？尚敢怨民渎奏耶。”遂坐贬。
宋朝郑清臣，个性苛刻严酷，在担任槐里县令期间虐待百姓。等他离任时，县民拦住道路唾骂他。郑清臣以属民侮辱长官的理由将此事奏报朝廷，宋真宗说：“为政要得民心，现在人民对你如此唾弃，可知你的政绩是什么样子了。你不但不知检点，还敢因此怨恨百姓而向上奏报。”于是将他治罪，贬官流放他处。
明陶大临曰：“吾侪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济人利物，一生罪业，尚不能赎万一。我昔以差出京，自京沂越，自越还朝。凡几千里，水陆舟车，负载牵挽，所用人夫，不知若干人。念兹菜色枵腹鹑衣之民，皆人子也，当炎蒸，则汗淋如雨，喘息若雷；值严冬，则跋涉冰涂，冒冲雨雪。因而踣顿道路者，何可胜数也？此等罪案，皆由我造，如果报之说不诬，能不惕然乎。”
明朝的陶大临说：“我辈一旦担任官职，即使每个念头都是济人利物的，还是很难用功德赎取这一生罪业的万分之一。我过去曾经从京城外出办事，路经沂州，再到越地（今浙江绍兴一带——译者注），再由越地返京。经过的这几千里路程，所用水陆舟车，须用人力搬运和牵挽，不知用了多少人。想到路上那些面带菜色、空着肚子、穿着破衣的百姓，他们也同样是人家的儿子，在暑气上升时工作，累得汗水如雨一样落下，喘息急促如雷鸣；若是寒冬季节，他们还要冒着风雪，在冰冷的路上跋涉。因此倒毙在路上的人，怎么可以计数呢？而这些罪业都是由我而起，如果因果报应的说法没错，这怎能不令人畏惧呢？”
唐大历二年，秋霖损稼，渭南令刘澡，称县苗不损。上疑，遣使往视，损三千余顷。上叹曰：“县令字民之官，不损犹应言损，乃不仁如是！”流之。
唐朝代宗大历二年秋天，秋雨连绵，农作物严重受损，渭南（今西安市东北）县令刘澡，向上奏报称县里农作物并未受损。皇上感到怀疑，就派使者察看，（使者调查后发现，渭南县）共计有三千多顷农作物受损。皇上叹气说：“县令要爱护百姓，就算没受到很大的损害，也应尽力为百姓向上申报损失，刘澡身为县令，竟对百姓如此不仁！”于是将他流放。
隋义宁初，榆林大饥，郡丞王才不务赈恤。郭子和号召饥民，执才数其罪而斩之，岁为乱。此虽盗贼之行，终归枭磔，然亦足为不恤天民者戒。
隋义宁初年，陕西榆林发生大饥荒，当时郡丞王才根本不救助百姓。郭子和就号召饥民将王才抓起来，列举他的罪状后将其杀死，这一年大乱。这虽然是盗贼行径，终归免不了被杀害的命运（郭子和是特例，后归顺唐朝，为唐太宗立功而受重用——译者注），但也足以给那些不体恤人民疾苦的官员以警醒。
国家须养和平之福，不可恣意变更；即有建置更革，须要十分详慎。若只一人之私意变更，率情轻议，则有了一番施行，即有一番扰害。况祖宗成法，有司久已奉行，民亦安以为便，何必纷更扰乱耶？
国家平时就须培养和平的福气，不可随意变更政策；即使是有建树的改革，也必须要经过十分详细谨慎的研究。如果只凭个人意愿，随意变更政策，那么即使有了一番新作为，也必会有一番扰乱侵害。何况祖宗成法行之多年，人民也安心遵从以为方便，何必要变更而扰乱百姓呢？
宋李沆为相，马亮曰：“人以公为无口匏。”沆曰：“吾于政事，无长才，但中外所陈利害，凡更张喜激昂者，一切报罢，聊以补国耳。今国家法制，纤若凝脂，苟徇所陈一一行之，则所伤实多。憸人幸一时之进，肯念及扰乱斯民耶？”
宋朝李沆当宰相时，马亮对他说：“有人认为李公您是闷葫芦，没话说。”李沆说：“我对处理政事并无长处，只是将朝廷内外所呈报的有关国家利害关系的建议中要变更成法的和使用激烈手段的，全部退回，以此补益国家。现在国家法令周密完整，如果依照他们的建议一一施行，对人民的伤害实在太多。小人为了一时受到重用就进献改革的建议，他们怎会顾及这样会扰乱民心呢？”
李林甫，广彍骑之法，朝议纷纷，林甫力持之，而唐兵因之不振。王安石创行新法，繁急扰民，宋家元气，从此索然。此皆扰乱之流害也。
唐朝李林甫，大力推广彍骑法，朝廷上下议论纷纷，但他仍然坚持己见，因而使得唐朝的兵力从此一蹶不振。宋朝王安石创行新法，政令变化频繁，扰乱人民，使得宋朝的元气从此衰微。这些都是扰乱国政所引发出来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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